杨益言已经74岁了。今年他受政府的委托，牵头搞了一部名为《三峡世纪壮歌》的大型电视连续剧，剧本最近刚刚脱稿。“文革”后，杨益言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大后方》和《秘密世界》，90年代又出版了纪实作品《红岩的故事》《雾中空劫》等。他说：“就历史来讲，《红岩》开发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还有很重要的内容没有开发；就现实来讲，中西部开发是中华全面振兴的一项伟大事业。这是我很关注的两件事情。”
目前，杨益言和夫人住在重庆一处破旧的房子里。当年从军统特务手下死里逃生的杨益言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他会入住戴笠的公馆，而且他的卧室就是戴笠当年吃工作午餐的房间。
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，被誉为“英雄的文艺战士”的高玉宝究竟做了多少场报告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50年代未作统计，仅这十几年来，他做报告即达3000多场，听众300多万人。不久前他在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做报告，有位日本朋友问：“他是不是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啊？”中方人员说：“不是，他是讲人生的价值。”日本人说：“那我们可不可以听？”事后，日本人说，这个报告对我们外国人也适用。
在一次报告会上，一位女同志走上前来激动地说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当年我给你献过花，真没想到40多岁了又见到了你。”这位当年的红领巾如今在一所学校当教师。
如今已71岁的高玉宝常常要给读者回信，90年代的读者来信最多时一天达240封。他还在不断地收集材料，为未来的写作做些准备。
金敬迈笔下的小个子欧阳海恐怕是那个年代最有个性的英雄人物了，许多“文革”后期接触到《欧阳海之歌》的年轻读者都惊叹道：原来世间还有这般并不“高大全”的英雄！
年近70岁的金敬迈离休前在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工作。继《欧阳海之歌》以后，金敬迈没有再写长篇，他又回到了他的老本行，专注于话剧的创作，也写了多篇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。他也有写回忆录的打算，只是还没有动笔，他说：“我想写点对得起自己、对得起历史的东西。”
今年63岁的冯德英在那一辈作家里要算是年轻的了。他1954年开始写《苦菜花》的时候只有18岁。
80年代，他自己要求从北京的空军部队转业回到山东，原打算一心一意地从事专业写作，但省里的领导坚持要他担负一些文艺领导工作。1994年，他主动辞掉了职务，在青岛安了家。
“文革”后他开始创作一个新的系列——“大地与鲜花”。前两部《染血的土地》《晴朗的天空》已经出版，每部40万字，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生活。第三部准备写“文革”期间的事，预计80万字。
“我经常下去跑，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因为我将来肯定还要写现在的生活。”有出版社约他写回忆录，但他说：“我感到还早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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